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做了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整场谈话不到一个小时）。
刘对那场运动十分不理解。他坚信“新民主主义路线”，认为中国太落后，要鼓励人们发家致富，发展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他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中国未来绝不可能出现什么资产阶级，即使出现了，我们到时候再限制他们就是，这就相当于把猪仔养肥了再宰。
刘少奇是个坦诚的人，以上观点是他一如既往的真实想法。
建国初期，刘在天津职代会上，为了稳住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刺耳的论断。
比如，他说了“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而是太少。因为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才痛苦”、“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资本家不是斗争对象，是联合对象”、“工人阶级是要作大事的，胸怀要大”等等。
50年代，山西省委提出农村出现的贫富分化的问题，刘并不认同，并对山西省委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他提出：
“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比如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
有人问“党员成了富农怎么办？”
刘明确回答：
“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即使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
这场深夜谈话，刘少奇完全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想法，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这场运动”，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
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对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
过了好一会儿，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认真地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人梅特里写的的《机械人》，值得一读。还有中国的《淮南子》。”
这三本书，前两本主要是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机械唯物主义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
比如少奇同志看到党员变富农时所说的“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就是十分机械的理解。
问题是大量党员发家致富，根本就不可能将他们开除出党。今天，关于企业家入党的问题，不是企业家该不该入党，而是大量的党员成为了企业家，造成了事实上的企业家党员。难不成把他们都开除不成？
再比如“资本”问题，资本绝不仅仅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物体，资本代表着一种“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向上层建筑蔓延扩展。
资本一定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这个时候资本就已经变化了，权力也就已经变质了。也就是说，“资本”不是任人宰割的“静止的肥猪”，资本长大了就不是谁想收拾就能收拾的了的。
这也就是毛主席推荐刘少奇读《淮南子》的原因，其中蕴含的基本哲学思想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毛主席认为，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固定目标上，具体到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三座大山，所面临的贫富分化问题积重难返，正是毛主席的精准预言“这个口子开了，就收不回来了！”
中国人，不可能人人都当老板，一定是大多数人靠劳动吃饭，极少部分人靠资本发财。当资本染指政治、控制舆论、操纵房价、左右教育的时候，我们的党还怎么维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其实，早在和刘少奇深夜谈话前一年，毛主席就在井冈山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此时此刻，我突然特别理解毛主席，特别理解他说的话：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何止是我，21世纪，卫视记者采访刘夫人：
“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刘夫人沉思片刻说：
“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别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质，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时候，他能够看到、看清楚本质，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主席是伟大的；少奇同志何尝不是坦诚的，亦可以说是倔强的。少奇同志完全可以为了保留自己的地位，写一封《永不翻案的信》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历史开了一场玩笑，却影响了两个人的一生。
1922年8月，两个年轻人在长沙清水塘会面，他们一个是从俄国中山大学毕业回国的高材生，另一个则是领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干部，他们一个24岁，一个29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准备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当毛泽东领导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讨蒋通电》时，刘少奇也毫不犹豫的发动湖北工人纠察队和湖北总工会一起发出通电，和毛泽东进行呼应。
在大革命的低谷时期，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创办了我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刘少奇也在危难之中赶往天津，开始了在白区的工作生涯，在敌人的心脏处恢复和发展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党组织。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自豪地向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介绍说：“这是刘少奇同志，很早的党员，中央委员，党内著名的工人领袖。”
这样的场合，再配上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那自信和振奋的面孔，我们不由得为那段岁月而心生向往。
1937年，在少奇同志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被别人指着鼻子的责骂时，毛主席挺身而出，明确指出：“少奇的报告，是基本正确的······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1939年，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称赞：“写得很好，很重要，应尽快发表。”
1943年，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提出了一句话：“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而刘少奇同志则担任副主席。
然而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出现了分歧。
即便这样，在1959年的人代会上，毛主席依然支持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
打开新闻客户端 提升3倍流畅度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曾主动问起：
“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主席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1961年的中央会议，刘少奇暗示了对“三面红旗”的不赞同。而毛主席向来对“三面红旗”看的很重，认为这是能够带领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刘少奇的这一番话也就是挑明了他与毛主席之间的分歧。
1964年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春节军民联欢会
1964年政治局开会，小平对主席说：
“如果工作忙可不必参加。”
毛主席坚持要参加。刘少奇又加了一句：
“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会，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
第二天，毛主席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一开场就申明：
“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
毛主席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主席撑腰。
主席转身离开了会场。
曾经的朋友，却形同陌路。他们的合作是中国人民大团结的需要，他们的分歧也是中国社会分化的必然。
1967年，毛刘的深夜对话，主席是坦诚的，少奇也是倔强的。我相信，他们都没有私心，他们都希望中国强盛，只是强盛的路线不同。
但是，今天看来，“肥猪”不听使唤。口子开了，还能收回来吗？
我更加相信教员的高瞻远瞩：
“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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